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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地时间10月19日，美国硅谷企业家马斯克宣布，在11月5日美国总统选举日之前，他创办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 PAC）将每天随机向一名签署其请愿书的摇摆州选民赠送100万美元。

虽然马斯克承诺的获奖机会并没有和为共和党投票挂钩，而只需要签署一份内容为支持宪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的请愿书；但很显然，第一、第二修正案所强调的保障个人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尤其是对持枪权的拥护正是共和党的主张。

严格来说，马斯克此举是打了美国法律的擦边球，因为虽然这不是直接花钱购买选民的选票，但美国司法部曾发布的选举相关犯罪公诉指南也明确强调：法律允许对投票行为提供经济便利，但禁止为投票这一行为之外的其他行为提供激励。由马斯克开奖的这个“请愿书大乐透”是否属于这个“其他行为”，的确处在美国法律的模糊地带。

不过，无论是对美国本土还是对域外观察者而言，马斯克这一别出心裁的动作却并不令人特别意外，反而有种“终于走到这一步”了的味道。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大家对美国的“金钱政治”本就见怪不怪，而在今年民主共和两党的斗争走到白热化的当下，这一逻辑以一种更加赤裸裸的面貌展现在公众面前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二）

实际上，美式“金钱政治”在其建政之前就打下了烙印。

以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为例，他在1757年竞选弗吉尼亚地区议员时，就曾购买了包含朗姆酒、葡萄酒、啤酒、苹果酒在内的各种酒充当竞选物资。虽然这些酒总量不多，但联系到其所在的选区不足400名选民的状况，大体上也可以计算出华盛顿需要为每张选票付出约1.5夸脱的酒。

而建国之后，代表新英格兰以及中部沿海地区商业利益的联邦党与代表南部地区种植业、农业利益的民主共和党更是为将各自代言人送上总统大位而展开恶斗。

再往后，这种经济利益和政党政治的勾连，历经美国二百多年的政治史也并未真正得到修正和改变，反而在政党的重组和变革之中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沉淀在美国政治制度的骨骼之中。

1966年，加州州议会领袖杰西·安若的一句“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就是这一状况的最佳概括。

（三）

美国也并非没有尝试对“金钱政治”做出改变。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浪潮之中，频繁出现的社会治理危机使得公众将矛头对准“股权政治”或“富人政治”，在这样的压力下，美国国会终于在 1907年通过《迪尔曼法案》，明确禁止银行、企业在联邦级别的选举中进行政治捐款。以后又陆续规定了一些限制选举捐款来源、限制竞选支出、公开捐款等措施，但这些法规本身就是为了应对公共压力，漏洞百出而又缺乏相关的强制措施，因而成效不大。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电视走入了美国公众生活，候选人唱主角，电视为主要媒介的竞选模式变化使得美国总统竞选所需的资金暴增，假如把1860年林肯竞选总统时所花的全部资金拿到一百年后，大概不够支付半个小时的竞选宣传片。而这种竞选活动产生的海量资金流动又对美国的选举制度形成了新的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冲击，美国国会立法通过了《联邦选举竞选法案》，要求所有联邦层次候选人、政党以及政治行动委员会严格公开竞选经费记录。但这一法案实际上又赋予了本来处在灰色地带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合法化地位。

自此之后，这种以自发形成的民间社团的面貌出现，却与大公司、特定利益集团或群体联系密切，依靠这些群体或组织的资助为中意的候选人助选的“白手套”组织正式在美国登堂入室。在1974年，全美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数目只有608个，而到了1998年，数目竟超过了4200个。

（四）

进入互联网时代，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各方对于选举技术的运用更加纯熟，而对资金的需求更是有增无减。

无论是将信息传达给选民，在政治市场上兜售自己的政策主张，还是候选人组建自己的竞选班子，无不需要耗费巨大资金：招募选战专家分析选情、设计选举战略和战术需要钱；雇用民调专家了解民意及自己的支持率需要钱；招募形象设计师帮助候选人进行形象包装需要钱；在全媒介投放竞选广告进行信息轰炸更需要钱。

可以说，总统候选人的募资能力不是当选的充分条件，却一定是必要条件，且越来越关键。以今年的选举为例，特朗普竞选团队和相关组织筹款超过14亿美元，而民主党方面则高达16.8亿美元。至此，美国尝试对“金钱政治”加以限制的努力成了完全的镜花水月，马斯克的操作只是撕开了这最后的画皮。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设想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中，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堵死了美国总统选举与金钱的勾连，美国政治就能摆脱“金钱政治”吗？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2018年，美国调查记者简·迈耶在《金钱暗流》一书中揭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虽然拒绝在2016年支持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但本书主角科赫兄弟及其超级捐赠者们依然成功完成了他们的主要政治目标，让共和党保守派保持对国会两院的掌控，确保了企业议程和政策议程实现共振。

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总统是谁，似乎又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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